目录与摘要|《探索》202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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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四个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向度与价值

王雨辰，彭奕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

耿步健

探索笔会

党的自我革命研究专题

党内政治生活：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平台

何克祥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与路径选择

张伟军，蒋 锐

政治学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显著优势与时代意蕴

董树彬，罗原生

数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

郭一宁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汪家焰

政党治理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定位、逻辑和路向

易新涛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

刘 渊

公共治理

共享地理空间：中国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逻辑——以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为例

邓大才

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

郑永君，张 茜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金江峰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深刻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冯 刚

元宇宙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双重效应及其调节优化

杨章文

“四个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向度与价值

摘要：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规律和对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形成了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理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割裂还是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关系。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转换，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这“四个共同体”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个向度，其核心是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机关系与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个共同体”形成的生态共同体理念奠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不仅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和理论创新，而且也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雨辰，男，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奕为，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底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价值目标和核心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能够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并不断完善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是在审思西方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中提出的，是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提炼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其核心要义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关键是要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人民幸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科学贯彻“两山论”等，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现实问题导向与战略目标引领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双创”相结合、生态底线思维与历史主动精神相辉映的鲜明特色。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人类生态文明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作者简介：耿步健，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内政治生活：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平台

摘要：党内政治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居于中心地位、中心环节，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平台。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能够成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平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党员开展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深刻认识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进一步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认识、把握党的建设规律，为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新时代，打造好党的自我革命基本平台，党内政治生活应充分发挥重大作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要担负起党的政治建设主阵地的重任;要聚焦党性锻炼这一主题，用够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要将整风精神贯彻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更加注重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作者简介：何克祥，男，博士，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与路径选择

摘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保障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和主线的自我革命实践奠定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架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保障党的自我革命顺利推进的刚性框架和规则依据。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具有四重结构：党的自我净化及其制度规范保障、党的自我完善及其制度规范保障、党的自我革新及其制度规范保障、党的自我提高及其制度规范保障。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路径选择有：结合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和现实状况，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狠抓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点任务；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不竭动力;制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充实扩展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质内容；加强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协调配合，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实施效能提升。

作者简介：张伟军，男，博士，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新疆警察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蒋锐，男，博士，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显著优势与时代意蕴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不同于西方资本逻辑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旨归，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叙事主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人民政协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契合、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立场和实践发展相契合，集诸多优势于一体，在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承载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使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人民政协的政治参与实践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并依靠自身独特的制度优势、舞台优势和平台优势，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和专门协商机构平台。在新征程上，需要继续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价值，以协商式话语为引领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以人民政协为重要渠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发展，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特征的协商包容型人民政协将为世界制度文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董树彬，男，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罗原生，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很好地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和特点，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展现了中国民主的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可能：“云场景”融合协商民主参与空间，“云传播”整合协商对话传导形态，“云知识”激发协商主体认知潜能，这些要素都为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数智协商民主从全链条角度畅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导渠道，从全方位角度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空间，从全覆盖角度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度。数智协商民主的建构与发展，需要及时回应数智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数智协商民主的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建立健全数智协商民主的配套体系，面向社会培养数智协商能力与协商文化。作者简介：郭一宁，男，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者简介：汪家焰，男，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定位、逻辑和路向

摘要：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斗堡垒。在实践中，这一战斗堡垒有着诸多不同的定位，包括政治上的忠诚卫士、先进思想的坚定引路人、党的组织体系的坚固地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和党的各项工作的坚强领导核心、实际行动的先锋模范、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党长期执政的前沿阵地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在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要求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因为它是实现党的宏伟目标的客观需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党的自身建设质量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提升思想认识为先导、政治建设为统领、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实际工作为载体、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着力探讨新思路、新举措和新办法，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作者简介：易新涛，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内蕴、困境与路向

摘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农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不高、农村文化治理和乡村规约治理成效不足、数字化治理能力匮乏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数字治理+创新治理”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基于此，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强化“三治”融合，以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和主体培育、制度机制和文化引领、数字乡村和特色推介、借智引智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加强，进而从理念、能力、平台、环境和机制等层面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作者简介：刘渊，男，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共享地理空间：中国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逻辑——以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为例

摘要：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效能。中国山区农村基本治理单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功能—自治”与“效率—民主”分析框架，采用的是“控制—自治”框架。通过对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山区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往往由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单独或者共同决定，即共享的地理空间往往决定其治理单元。如果建制村内部亚单元(自然村)之间三个条件差异比较大，亚单元内部三个条件同质性较强，则需要调整空间规模、下移自治单元，使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治理空间一致并对称。如果建制村内部三个条件均不存在，则不需要调整空间规模，而是划小治理单元。三个条件可能单独起作用，也可能组合发生作用，要根据某个条件或者组合形式的影响程度来确定空间规模重构和单元调整。作者简介：邓大才，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摘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作者简介：郑永君，男，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张茜，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摘要：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者简介：金江峰，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深刻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建党百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厚历史，把握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风格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进一步促进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不断探索和推进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科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深刻认识党和国家在科学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价值、丰富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内容、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统筹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方略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形成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可以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作者简介：冯刚，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元宇宙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双重效应及其调节优化摘要：当前，飞速发展的元宇宙技术在中国诸多领域和行业中得到运用。元宇宙技术业已成为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因素。元宇宙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产生了较大的创造效应，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冲击效应。一方面，元宇宙技术可以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共治集群、生产监管、风险预判、沉浸交互等诸多益处，是对传统意识形态治理方式的一种补充与完善、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元宇宙技术也潜隐着一定的治理风险，如治理脱实转虚引发的主流意识形态式微、治理界线模糊导致的技术监管失灵、治理范式转换引致的情感联结淡化、治理不确定性诱发的资本数据垄断等，可能导致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走向“技术利维坦”之路。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弥合负面效应的恰切之道，立足时代潮涌以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话语体系，建构法治秩序以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监管体系，培育协同人才以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支撑体系，拉紧情感纽带以构筑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认同体系，进而不断拓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发展路向。作者简介：杨章文，男，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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